全球酒驾死亡人数自2010年以来下降28%，报告称

国际负责任饮酒联盟周二发布的一份全球新报告称，2010年至2024年间，与酒驾相关的死亡人数下降速度快于全球道路伤害死亡总数，显示出在执法、公众认知和道路安全政策方面取得了进展，尽管低收入国家走势相反。

这份报告基于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全球疾病负担2024》研究的数据，发现按年龄标准化计算、由所有风险因素导致的道路伤害死亡率在此期间下降了13%。归因于道路伤害中酒精因素的死亡率下降了28%。

这份报告发布之际，联合国本月晚些时候将举行道路安全高级别会议，而联合国《2021-2030道路安全行动十年》已走过半程。与该行动相关的全球计划呼吁，到2030年将与驾驶者使用酒精及其他精神活性物质有关的道路交通伤害和死亡人数减半。

报告认为，长期开展的反酒驾行动正在世界许多地区产生可衡量的成效。报告指出，欧洲大部分地区、澳大拉西亚、北美、南美以及非洲和亚洲部分地区均出现下降。但报告也表示，进展在收入水平和地理区域之间并不均衡。

根据分析，2010年至2024年间，高收入国家的酒精归因道路伤害死亡率下降了30%，上中等收入国家下降了41%。下中等收入国家则仅下降12%。不过，低收入国家的这一比率上升了26%，使2024年的死亡率达到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

这种差距是报告中最清晰的发现之一。尽管全球趋势显示改善，但负担仍集中在执法体系较弱、用于警务和创伤救治的资源较少、以及维持预防宣传活动能力不足的地区。

IARD总裁兼首席执行官Julian Braithwaite表示，这些数据表明“进步是可能的”，但仍需要更强有力地落实和执行反酒驾法律。他还呼吁政府、公民社会和私营企业之间加强公众宣传、创新和伙伴合作。

这份报告依据的是IHME《全球疾病负担》研究的估算，而非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这一区别很重要，因为WHO和GBD采用的方法不同，对酒精相关道路死亡的估算也不同。IARD表示，这些数据不应被视为对同一事物的可直接比较指标，不过GBD数据仍可用于追踪各国及跨时间的趋势。

在方法部分，报告指出，WHO的估算将更大比例的道路交通死亡归因于酒精，而GBD则较低。对于2019年，WHO估计全球23%的道路交通死亡可归因于酒精，而GBD给出的比例约为3.1%。这一差异反映的是不同的风险模型和来源数据，而不是趋势方向的变化。

即便考虑这些注意事项，GBD数据中的国家层面模式仍显示，在许多发达市场，随着数十年来酒驾法律不断收紧、执法日益系统化，相关死亡率普遍下降。包括爱尔兰、丹麦、爱沙尼亚、立陶宛、日本、法国、德国和瑞士在内的国家，在所涵盖期间都录得酒精归因道路伤害死亡率的大幅下降。

美国并未如此明显地遵循这一模式。报告显示，美国酒精归因道路伤害死亡率在2010年和2024年均为每10万人0.8例，按基础估算四舍五入后上升了4%。这使美国属于进展停滞而非加速的国家之一。

其他国家也录得上升。其中包括多米尼加共和国、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洪都拉斯、海地、卢旺达、乌干达、埃塞俄比亚和柬埔寨。在一些本已高发的非洲国家，如刚果和刚果民主共和国，负担也有所上升。

报告还纳入了来自Vias Institute的《道路使用者态度电子调查》的第二组发现，覆盖39个国家。这些结果表明，几乎所有受访国家的公众都强烈反对酒驾，但行为并不总是与这些看法一致。

在这些国家中，90%至98%的受访者表示，在他们所在社区，酒驾在社会上不可接受。然而，自报行为仍令人担忧。按各地区平均来看，10%至14%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曾在可能超过法定血液酒精限值的情况下驾车。

社会规范与实际行为之间的这种不一致，是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继续将重点放在执法而非仅靠宣传上的原因之一。报告称，改变态度很重要，但如果没有可见的警务执法、法律后果以及点火联锁装置等技术手段，就远远不够。

WHO在近期道路安全工作中也提出了类似观点。根据IARD对国际指导意见的总结，在WHO审查的170个国家中，只有47个国家同时具备酒驾法律和有效执法。在许多地方，法律虽存在于纸面上，但执行薄弱，或驾驶者对其了解不足。

报告强调，点火联锁装置是针对屡犯者的一项有证据支持的工具。这些装置要求驾驶者在启动车辆前提供呼气样本，并可在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值时阻止车辆启动。有些系统还要求在行驶途中重复检测。

IARD是一个非营利组织，得到AB InBev、Diageo、Heineken、Pernod Ricard、Bacardi和Molson Coors等主要啤酒、葡萄酒和烈酒生产商的支持。由于它在推动减害措施的同时代表行业利益，其报告很可能受到公共卫生团体的审视；这些团体长期主张，应在教育宣传活动之外，对酒类营销和销售实施更严格监管。

该组织表示，其成员支持一种“全社会”方法，将立法、执法、公共宣传和私营部门合作结合起来。报告列举了多个国家的案例，在这些国家，生产商或行业团体资助了呼气测试设备、宣传活动或与警方或交通机构合作的培训项目。

其中包括法国今年在20个城市的夜生活场所投放酒精测试亭的一项活动。IARD称，在柬埔寨，早前与当地合作伙伴开展的项目帮助提高了人们对血液酒精浓度限值的认识，并减少了受访参与者自报的醉酒驾驶行为。在印度，Diageo一直与当局合作，围绕许可流程开展数字培训模块。在北美，Molson Coors表示，其长期开展的节假日免费乘车项目已提供超过900万次乘车服务。

这些案例构成了IARD更广泛论点的一部分，即行业可以在减少有害饮酒行为方面发挥作用，而不必完全等待正式监管。批评者可能会质疑，当企业也从酒类销售中获利时，生产商支持的宣传活动究竟能走多远。尽管如此，这些新数据至少强化了一点：在持续实施反酒驾措施的地方，与道路酒精相关的死亡总体上已经下降。

报告并未断言当前进展足以实现联合国2030年目标。相反，它呈现出一幅复杂图景：全球层面取得了有意义的进展，酒精相关死亡的改善幅度甚至快于整体道路安全趋势所显示的水平，但在机构能力仍然有限的较贫困国家，情况则严重倒退。

这种不均衡的记录很可能影响本月联合国会议上的讨论，各国政府将审视自2021年以来哪些措施奏效，以及在本十年结束前哪些努力需要加码。对于道路安全官员而言，这些数据传递的信息很明确：酒驾死亡人数可以减少，但不会均匀或自动地减少，也离不开对法律、执法体系和驾驶行为的持续施压。